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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是“同乡同业”。所谓“同乡同业”，是指来自同一地区（通常是一个县或乡镇）的人群，依托于乡土社会网络，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或相关的行业或产业的经济活动。

“同乡同业”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求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然而，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文化性歧视和市场性竞争，农民工往往面临着较高的生存成本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利用自身的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基于信任、合作和互助的社会资本，以降低风险、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

这种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工在城市中所缺乏的制度保障和文化认同，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抵御外部竞争和压力的资源。

“同乡同业”的现象，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同乡同业”的形成机制、作用效果、问题挑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

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观点值得注意。

一种观点认为，“同乡同业”是一种“社会经济”的表现，它体现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互嵌性，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亲情、友情、义气等价值观念的延续。

这种观点认为，“同乡同业”对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增加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传承技艺文化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同乡同业”是一种“低端全国化”的现象，它体现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和劣势地位的困境，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不公平和文化性差异。

那么，“同乡同业”究竟是一种“社会经济”还是一种“低端全国化”呢？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有何意义和影响呢？

本文将从“同乡同业”的历史演变和类型划分和“同乡同业”的问题挑战和对策建议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

“同乡同业”的历史演变和类型划分

“同乡同业”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早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以地缘、亲缘或行业为纽带的商会、会馆、行会等组织，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种“异地同乡”的社会网络。

这些组织为商人提供了信息交流、资金互助、法律维权、生活保障等服务，也促进了商品流通、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等活动。

随着近代中国的开放和变革，许多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谋生。他们在异国他乡也依靠着“同乡同业”的关系网络，建立了各种华人社团和机构，以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和变化。

这些华人社团和机构不仅为华人提供了经济支持、社会保障、文化传承等功能，也为华人参与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创造了条件。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福建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国，从事橡胶种植业。

他们利用自身的亲族、乡邻、师徒等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同乡同业”联盟。这些福建橡胶种植者不仅控制了东南亚橡胶市场，也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格局。

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同乡同业”的现象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

一方面，“同乡同业”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更多的行业和产业，覆盖到更广的地域和空间。例如，“莆田系”医院、“沙县小吃”、“新化数码快印”、“鹤庆银器”等，“同乡同业”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跨越国界，进入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同乡同业”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涌现出更多的新型模式和新颖产品，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同乡同业”的问题挑战和对策建议

“同乡同业”的现象，虽然有着一定的作用和价值，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引起重视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群体隔离的问题。“同乡同业”的现象，往往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形成一种难以沟通和融合的隔阂。

这种隔阂，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和创新性，也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例如，“莆田系”医院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但却很少与当地的医疗机构和社区建立有效的联系和合作，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沙县小吃”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却很少与当地的饮食文化和消费习惯相融合，导致了饮食安全的隐患和饮食多样性的缺失。

人力资本的问题。“同乡同业”的现象，往往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一种低技能、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困境。

这种困境，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和幸福感，也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例如，“新化数码快印”在全国各地普及，但却很少提供给农民工更多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导致了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鹤庆银器”在全国各地销售，但却很少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长期低于平均水平。

市场秩序的问题。“同乡同业”的现象，往往导致市场中出现一些不公平竞争、恶意竞争、垄断竞争等现象。

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也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和权益。

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是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我们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从法律、政策、规范等层面对“同乡同业”的现象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例如，我们需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对“同乡同业”中的经营主体进行合法性、资质性、规范性等方面的审查和监督，防止出现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经营行为。我们也需要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对“同乡同业”中的经营活动进行质量、安全、价格等方面的检查和监督，防止出现低质、低价、低效的经营现象。

增加教育投入。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基本条件。

我们需要增加教育投入，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层面对“同乡同业”中的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教育，使之能够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

例如，我们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对“同乡同业”中的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管理培训、创新培训等机会，使之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变化。我们也需要加强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对“同乡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和质量保障，使之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

促进文化交流。文化是塑造社会认同的基本因素，也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基本途径。

我们需要促进文化交流，从语言、风俗、信仰、艺术等层面对“同乡同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群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使之能够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消除偏见和隔阂。

例如，我们需要加强语言教育和推广，对“同乡同业”中的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普通话学习和使用机会，使之能够与当地人民进行更顺畅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需要加强文化活动和展示，对“同乡同业”中的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文化展览、演出、节庆等机会，使之能够与当地文化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融合。

结语

“同乡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也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

它既体现了乡土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作用，也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和劣势地位。

它既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增加，也有害于影响城市的市场秩序和文化多样性。

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建设、教育投入、文化交流等方面，对“同乡同业”的现象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够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和可能。

文章来源：必备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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